取消GRE的笔试了，跟同学商量了很久，大约半个小时的样子。记得当初决定考G，放弃考研我也只花了一个晚上。没有人反对我的决定，我也感觉似乎是理所当然。最后的分歧已经集中在退回的35$是不是应该用来请客。我又一次果断的做出了决定，一如既往的草率。每次都是这样，我用了一个小时完成了决定租房到签合同的过程，也只用了一个小时从房子里搬了出来。我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或者往好里说叫做雷厉风行。我也不知道这次的决定会带给我怎样的命运。当时美好的理想让我选择了G之路，如今是巨大压力的现实让我选择了放弃。

没有G的成绩，美国已经是不可能成行了。这几天我投了四份简历，同时也反复研究那六所现在我还有可能去的大学。未来的路前所未有的模糊，我却毫不焦急。要熄灯了，洗洗睡了。

最近有两件事让我挂心，一是精心筹划着我的西藏之旅，二是惦记着公寓边新开的那家烤肉店。

关于第一件事，一是经费，二是路线。其下又各有两手打算。前者一是攒到2000就出行，二是借到2000就出行。后者一是仔细寻找一条风景优美，性价比最高的线路，二是带上钱，背上包，留够回程的车费，随意行走。

所以我热心关注着奖学金的归属，二等1000，三等500。这其间的差别意味着我是否需要多一个月的等待。

关于第二件事，我现在每天晚上用来帮助入睡的思考就是第二天吃什么。我的生活层次已经降低到只要求吃饱穿暖睡好的地步了。

这几天的生活可以用糜烂来形容，每天虽然还是七点的闹钟，但是却总要睡到12点才不甘的起床。将三国志11用各种势力甚至包括孟获统一了N次之后终于失去了兴趣，开始在寝室大喊大叫的抒发无聊。下午去学校开成绩单，来来回回的在教务科和档案馆之间行走了数回。虽然出国的人群不断扩大，我们班现在决定出国的大概有8个人了，在30多人的班里也算是一支不小的势力。下午浩浩荡荡的一群，让教务科的老师都感到惊讶，但是我却感到愈发的孤独。大家兴致勃勃的讨论着国外毕业后的工资，发展前景，我更加找不到自己出国的方向。也许是我故作清高，我实在不愿意将出国的目的和金钱联系起来。我不在乎国外和国内的收入差异，也不在乎国外大学文凭的含金量是不是大大高于电子科大。我要的究竟是什么？是圆自己儿时的梦想，是满足父母几年来的期望，还是想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闯荡。我是一个很世俗的人，但是却不愿做一些很世俗的事情。前一阵在火车上遇见一个列车员，是专门负责在火车上卖袜子的。他毕业后主动来到了铁路部门，因为到处旅游不需要路费。三年了，他已经走遍了整个中国，就差刚刚通铁路的西藏。工资不高，工作辛苦，我可以做到这样吗？虽然我自诩热爱旅游。我没有这样的洒脱，也缺乏这样的勇气。我还是活在世俗中，努力的和世俗保持着距离，但是又无法也无力超越世俗。有一点小才，有一点理想，却没有实现理想的坚定信念和勇气，辛苦的活着，一次次的和机遇擦肩而过。渴望着充满新鲜刺激的陌生生活，但是却沉溺于现实的安逸舒适。也许是因为一直以来的生活太过顺利，从来不需要我努力的去争取什么。久而久之我甚至认为去争取什么是一件很低级的事情。今天的心情很灰色，所以写了这些很灰色的东西。心情确实在迷惘，原本坚定的出国决定开始动摇。一是因为G的好成绩基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还有一个多月考试，我单词第一遍还没背完。二是因为我开始犹豫花父母那么多钱去满足自己生活在陌生地方的想法是不是过于自私。三是因为看到那么多人因为丰厚的待遇选择出国时，我下意识的想逃避，逃避一件开始变质的事情……

台湾资产巨鳄不敌中国小记者。这是鸿富锦控告上海记者案前天出现戏剧性转折时，人们脑海里萌生的第一印象。

　　索赔金额从3000万人民币（约600万新元）骤降到象征性的1元人民币，撤销对被告人记者王佑与编辑翁宝的资产冻结，并将记者所属的报纸《第一财经日报》增列为被告。

　　鸿富锦的母公司鸿海集团发言人昨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改弦易辙是为了不要模糊焦点。事缘鸿富锦这次控告《第一财经报》对其名誉侵权，之所以引起大陆媒体的同声谴责，遭遇媒体群起攻之，正是因为鸿富锦之前采取的三个手段：索取3000万巨额赔偿、不告报纸告记者、利用法律途径对被告进行资产“假扣押”。　

　　高调的起诉姿态，人们有理由相信是经过了精心的策略安排。鸿富锦应该事先预料到此案不可能胜诉，然而局势的发展速度大概超出了他们的预估。在鸿海集团前晚戏剧化改变策略时，他们姿态软化的同时，大大丢失了面子。

　　当然，鸿海集团如今要展现的是弱者的形象。“我们拿榔头的比不过拿笔杆的”鸿海集团发言人如是说。他说，媒体可以透过版面对鸿海进行连续的负面报道，相对之下，鸿海除了法律以外，已经没有其他工具反击。

　　在思考鸿海PK上海记者的过程时，我忍不住想起这几天大陆媒体广泛引用的，2004年台湾记者旷文琪被鸿海控告，并遭资产冻结的事件。据鸿海发言人说，那起事件的复杂性并没有被媒体体现出来，可是基本的事实是：尽管当时也有岛内外媒体同业的强烈抗议，但旷文琪案件依然拖了八个月，记者受了长时间的苦。

　　“巨富教训记者”——为什么在台湾能，在大陆不能？

　　在海峡两岸之间，台湾一贯以新闻自由为荣，而大陆新闻同行在执行职务时处处受限，常常需要避开地雷则是一个公认事实。

　　大陆法律至今没有为新闻自由提供保障，但除了政治禁区绝对不能碰以外，媒体与资本家的抗争却有很大自由，民间舆论非常支持他们这类行动。这其实是中国社会转型，内部失序，甚至是法制不彰的一种结果。

　　实话说，鸿海这次除了仗势压人外，它在基本上仍是走法律的途径（其他企业可能会寄子弹、派打手），如同它在台湾的做法一样，而法律历来保护资本家。　

　　有人说过，大陆没有民主、没有法制，却有自由。这未必是一件好事，但在现阶段，从这次媒体与企业的对抗中，我们也看到中国社会自有其稳定与吸引人的力量。

智猪评：总是有一些事情让人感动。公车上售票员大声招呼大家有老年人上车了，准备让座；总有年轻人积极主动的给老人让座；校园里一个三轮车夫吃力的上坡，几个女生跑过去用力的帮他推车；警察掀翻了小贩的车子，周围的学生走过去帮他扶起，呵斥警察；城管来了，卖小吃的摊主急忙躲避不顾收钱，大家总是会等到摊主回来，付了钱再回去睡觉不管多晚……

不管有多少丑陋，多少污秽曾经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个社会还是时刻闪耀着人性的光芒，让我们看到前进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