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赔金额从3000万人民币（约600万新元）骤降到象征性的1元人民币，撤销对被告人记者王佑与编辑翁宝的资产冻结，并将记者所属的报纸《第一财经日报》增列为被告。

　　鸿富锦的母公司鸿海集团发言人昨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改弦易辙是为了不要模糊焦点。事缘鸿富锦这次控告《第一财经报》对其名誉侵权，之所以引起大陆媒体的同声谴责，遭遇媒体群起攻之，正是因为鸿富锦之前采取的三个手段：索取3000万巨额赔偿、不告报纸告记者、利用法律途径对被告进行资产“假扣押”。　

　　高调的起诉姿态，人们有理由相信是经过了精心的策略安排。鸿富锦应该事先预料到此案不可能胜诉，然而局势的发展速度大概超出了他们的预估。在鸿海集团前晚戏剧化改变策略时，他们姿态软化的同时，大大丢失了面子。

　　当然，鸿海集团如今要展现的是弱者的形象。“我们拿榔头的比不过拿笔杆的”鸿海集团发言人如是说。他说，媒体可以透过版面对鸿海进行连续的负面报道，相对之下，鸿海除了法律以外，已经没有其他工具反击。

　　在思考鸿海PK上海记者的过程时，我忍不住想起这几天大陆媒体广泛引用的，2004年台湾记者旷文琪被鸿海控告，并遭资产冻结的事件。据鸿海发言人说，那起事件的复杂性并没有被媒体体现出来，可是基本的事实是：尽管当时也有岛内外媒体同业的强烈抗议，但旷文琪案件依然拖了八个月，记者受了长时间的苦。

　　“巨富教训记者”——为什么在台湾能，在大陆不能？

　　在海峡两岸之间，台湾一贯以新闻自由为荣，而大陆新闻同行在执行职务时处处受限，常常需要避开地雷则是一个公认事实。

　　大陆法律至今没有为新闻自由提供保障，但除了政治禁区绝对不能碰以外，媒体与资本家的抗争却有很大自由，民间舆论非常支持他们这类行动。这其实是中国社会转型，内部失序，甚至是法制不彰的一种结果。

　　实话说，鸿海这次除了仗势压人外，它在基本上仍是走法律的途径（其他企业可能会寄子弹、派打手），如同它在台湾的做法一样，而法律历来保护资本家。　

　　有人说过，大陆没有民主、没有法制，却有自由。这未必是一件好事，但在现阶段，从这次媒体与企业的对抗中，我们也看到中国社会自有其稳定与吸引人的力量。

智猪评：总是有一些事情让人感动。公车上售票员大声招呼大家有老年人上车了，准备让座；总有年轻人积极主动的给老人让座；校园里一个三轮车夫吃力的上坡，几个女生跑过去用力的帮他推车；警察掀翻了小贩的车子，周围的学生走过去帮他扶起，呵斥警察；城管来了，卖小吃的摊主急忙躲避不顾收钱，大家总是会等到摊主回来，付了钱再回去睡觉不管多晚……

不管有多少丑陋，多少污秽曾经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个社会还是时刻闪耀着人性的光芒，让我们看到前进的希望。